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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可金(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副主任)
中國有自己的價值原則，如堅定地主張中東地區建立無核區﹔但與此同時，中國和伊朗一樣反對美國恃強凌弱的霸權作風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一段時間以來，歐美國家紛紛加大了對伊朗的壓力，試圖以壓促變，伊朗也采取了高調反擊的措施，引發海灣局勢日趨緊張。在伊朗核問題不斷升溫的背景下，作為一個與伊朗有著巨大貿易關係的國家，如何處理伊朗問題，正在成為中國外交的挑戰之一。
不會為西方開辟制裁綠色通道
從伊朗核問題爆發之日起，中國就始終主張采取對話和談判的辦法解決，多次表達希望該問題能夠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框架內妥善解決。一方面，中國顯然不願意追隨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歐美提出的制裁計划，反對實施武力威脅和制裁施壓，而且隨著局勢越緊張，中國越反對西方國家實施的以壓促變的計划﹔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希望看到伊朗在核計划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強行闖關，造成局勢失控，在對伊朗采取經濟制裁問題上也會照顧一下西方的面子。
可見，中國不願意在西方國家和伊朗之間選邊，不願意追隨一方反對另一方。近來，美國方面多次向中方明確表示希望中國和它站在一起，對伊朗實施敵對政策，配合美國對朗的行動。這一點實屬一廂情願，儘管中國不願意因伊朗問題而與美國搞對抗，但也絕對不至於免費為華盛頓開辟一條制裁伊朗的“綠色通道”。在這一點上，華盛頓對中國也無可奈何，因為強行提出要求衹能遭到毫不猶豫的拒絕，施壓更會适得其反。畢竟，在中方眼裡，在應對伊朗核問題上，中國至多衹是一個配角，真正的主角是美國。
不過，作為一個堅持原則的國家，中國也不會在伊朗問題上無所作為。每當伊朗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走得過遠，触犯國際社會的“眾怒”，西方國家也按捺不住地在聯合國和國際原子能組織內動員起一種強大的制裁情緒時，中國也會順應這一情緒，偶爾支持一下西方國家的方案，以敲打一下伊朗，防止伊朗做得太過分。當然，中方在制裁問題上仍然是謹慎的，以不使地區局勢失控、不傷及中國利益和不引發伊朗怨恨為前提條件。
尋求有彈性的外交空間
中國之所以在伊朗問題上采取不選邊的超脫姿態，最根本的原因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先生確立的“不結盟”政策。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誰搞霸權主義我們就反對誰，誰侵略別人我們就反對誰。我們講公道話，辦公道事。”中國很看重此種不偏袒任何一方的道義形象，非獨在伊朗問題上如此，在其他問題諸如利比亞問題、蘇丹等問題上，歷來如此。
近代歷史以來，受西方列強的欺凌，中國人心頭籠罩著一種強烈的危機陰影。在中國人看來，中國要想重新成為世界強國，就衹能靠自己，以尋求獨立和有彈性的外交空間。
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獨立與國家安全，中國可以同蘇聯在陸地上合作，也可以出于對抗蘇聯威脅的需要，與美國在海上發展合作。在伊朗問題上，中國和伊朗一樣對美國恃強凌弱的霸權作風心有不滿，但中國不會像伊朗那樣對抗美國，正像中國也不會像美國那樣制裁伊朗。
在中國看來，與伊朗尋求國家主權獨立不同的是，中國在主權獨立問題上儘管也有壓力，但不像伊朗那樣迫切，中國更關心的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勢頭能不能得到維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能不能順利實現，能不能為國內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這對中國是首要的。當然，作為一個牽制美國霸權的力量，伊朗與美國之間的爭斗，從另一個方面也緩解了中國崛起面臨的政治和安全壓力。
中國決不會拿原則去做交易
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伊朗核問題的升級，中國不選邊和不結盟政策面臨的壓力也在上升，外交政策目標和原則回旋餘地也在縮小。當前，中國外交在伊朗問題上面臨著三重挑戰：
第一重挑戰是中國如何平衡在伊朗利益和在歐美國家利益的關係。毫無疑問，中國在伊朗有著巨大的利益，不僅有20%的伊朗石油出口到中國，中國有大量企業在伊朗投資，而且伊朗還對中國有著重大的戰略價值，伊朗在客觀上充當著中國西部地區安全的屏障，一個反對美國的伊朗，對於緩解中國在亞太地區因美國亞洲戰略調整而造成的壓力也是很有幫助的。當然，中國可能在歐美國家有著更大的利益，中國產品的出口問題、歐美高科技技術對中國的擴散問題以及社會文化領域中的眾多合作項目，這對於中國利益更為重要和根本，中國也不容有失。
第二重挑戰是中國如何平衡承擔國際責任和立足發展中國家基礎的關係。在中國看來，歐美國家始終對中國存有歧視，總是在人權、宗教、民主等領域對中國的施壓。為此，中國人十分重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並將其作為中國外交的戰略立足點。伊朗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與中國有著同樣的屈辱歷史，伊朗希望贏得西方國家的尊重，對中國來說，伊朗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個代表，中國也不會因為西方國家而得罪整個發展中國家群體，更不會因伊朗而令自己在整個發展中國家面前丟臉。
第三重考慮是中國如何平衡國家利益與價值原則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哪一個國家，在決定對某一個具體問題的態度是，既要使本國能夠從中得利，也儘可能使其看上去光采，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要搞一個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在伊朗問題上，中國有自己的價值原則，比如中國堅定地反對伊朗製造和擁有核武器，並且主張中東地區建立無核區。由此可見，中國並非像西方所說的那樣“用原則去做交易”，而是站在大局考慮，中國絕對不會放棄這些原則。同時，中國也不可能置國際主流價值原則于不顧，最起碼不會站在其對立面上。
基於上述三重挑戰，隨著伊朗核問題的升級，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也開始越來越積極地探索建設性斡旋的角色，努力把歐美國家與伊朗往和平對話和協商的軌道上拉，以緩解雙方的對立和緊張情緒。作為一個經濟高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日益遍及世界的國家，中國最不希望地區和國際形勢緊張和混亂，衹有在和平與發展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和平發展的勢頭才能保持，鄧小平先生所規划的建設中等發達國家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這是理解中國在伊朗問題上所扮演角色的鑰匙。
【作者】趙可金(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副主任)
中國有自己的價值原則，如堅定地主張中東地區建立無核區﹔但與此同時，中國和伊朗一樣反對美國恃強凌弱的霸權作風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一段時間以來，歐美國家紛紛加大了對伊朗的壓力，試圖以壓促變，伊朗也采取了高調反擊的措施，引發海灣局勢日趨緊張。在伊朗核問題不斷升溫的背景下，作為一個與伊朗有著巨大貿易關係的國家，如何處理伊朗問題，正在成為中國外交的挑戰之一。
不會為西方開辟制裁綠色通道
從伊朗核問題爆發之日起，中國就始終主張采取對話和談判的辦法解決，多次表達希望該問題能夠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框架內妥善解決。一方面，中國顯然不願意追隨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歐美提出的制裁計划，反對實施武力威脅和制裁施壓，而且隨著局勢越緊張，中國越反對西方國家實施的以壓促變的計划﹔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希望看到伊朗在核計划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強行闖關，造成局勢失控，在對伊朗采取經濟制裁問題上也會照顧一下西方的面子。
可見，中國不願意在西方國家和伊朗之間選邊，不願意追隨一方反對另一方。近來，美國方面多次向中方明確表示希望中國和它站在一起，對伊朗實施敵對政策，配合美國對朗的行動。這一點實屬一廂情願，儘管中國不願意因伊朗問題而與美國搞對抗，但也絕對不至於免費為華盛頓開辟一條制裁伊朗的“綠色通道”。在這一點上，華盛頓對中國也無可奈何，因為強行提出要求衹能遭到毫不猶豫的拒絕，施壓更會适得其反。畢竟，在中方眼裡，在應對伊朗核問題上，中國至多衹是一個配角，真正的主角是美國。
不過，作為一個堅持原則的國家，中國也不會在伊朗問題上無所作為。每當伊朗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走得過遠，触犯國際社會的“眾怒”，西方國家也按捺不住地在聯合國和國際原子能組織內動員起一種強大的制裁情緒時，中國也會順應這一情緒，偶爾支持一下西方國家的方案，以敲打一下伊朗，防止伊朗做得太過分。當然，中方在制裁問題上仍然是謹慎的，以不使地區局勢失控、不傷及中國利益和不引發伊朗怨恨為前提條件。
尋求有彈性的外交空間
中國之所以在伊朗問題上采取不選邊的超脫姿態，最根本的原因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先生確立的“不結盟”政策。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誰搞霸權主義我們就反對誰，誰侵略別人我們就反對誰。我們講公道話，辦公道事。”中國很看重此種不偏袒任何一方的道義形象，非獨在伊朗問題上如此，在其他問題諸如利比亞問題、蘇丹等問題上，歷來如此。
近代歷史以來，受西方列強的欺凌，中國人心頭籠罩著一種強烈的危機陰影。在中國人看來，中國要想重新成為世界強國，就衹能靠自己，以尋求獨立和有彈性的外交空間。
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獨立與國家安全，中國可以同蘇聯在陸地上合作，也可以出于對抗蘇聯威脅的需要，與美國在海上發展合作。在伊朗問題上，中國和伊朗一樣對美國恃強凌弱的霸權作風心有不滿，但中國不會像伊朗那樣對抗美國，正像中國也不會像美國那樣制裁伊朗。
在中國看來，與伊朗尋求國家主權獨立不同的是，中國在主權獨立問題上儘管也有壓力，但不像伊朗那樣迫切，中國更關心的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勢頭能不能得到維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能不能順利實現，能不能為國內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這對中國是首要的。當然，作為一個牽制美國霸權的力量，伊朗與美國之間的爭斗，從另一個方面也緩解了中國崛起面臨的政治和安全壓力。
中國決不會拿原則去做交易
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伊朗核問題的升級，中國不選邊和不結盟政策面臨的壓力也在上升，外交政策目標和原則回旋餘地也在縮小。當前，中國外交在伊朗問題上面臨著三重挑戰：
第一重挑戰是中國如何平衡在伊朗利益和在歐美國家利益的關係。毫無疑問，中國在伊朗有著巨大的利益，不僅有20%的伊朗石油出口到中國，中國有大量企業在伊朗投資，而且伊朗還對中國有著重大的戰略價值，伊朗在客觀上充當著中國西部地區安全的屏障，一個反對美國的伊朗，對於緩解中國在亞太地區因美國亞洲戰略調整而造成的壓力也是很有幫助的。當然，中國可能在歐美國家有著更大的利益，中國產品的出口問題、歐美高科技技術對中國的擴散問題以及社會文化領域中的眾多合作項目，這對於中國利益更為重要和根本，中國也不容有失。
第二重挑戰是中國如何平衡承擔國際責任和立足發展中國家基礎的關係。在中國看來，歐美國家始終對中國存有歧視，總是在人權、宗教、民主等領域對中國的施壓。為此，中國人十分重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並將其作為中國外交的戰略立足點。伊朗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與中國有著同樣的屈辱歷史，伊朗希望贏得西方國家的尊重，對中國來說，伊朗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個代表，中國也不會因為西方國家而得罪整個發展中國家群體，更不會因伊朗而令自己在整個發展中國家面前丟臉。
第三重考慮是中國如何平衡國家利益與價值原則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哪一個國家，在決定對某一個具體問題的態度是，既要使本國能夠從中得利，也儘可能使其看上去光采，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要搞一個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在伊朗問題上，中國有自己的價值原則，比如中國堅定地反對伊朗製造和擁有核武器，並且主張中東地區建立無核區。由此可見，中國並非像西方所說的那樣“用原則去做交易”，而是站在大局考慮，中國絕對不會放棄這些原則。同時，中國也不可能置國際主流價值原則于不顧，最起碼不會站在其對立面上。
基於上述三重挑戰，隨著伊朗核問題的升級，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也開始越來越積極地探索建設性斡旋的角色，努力把歐美國家與伊朗往和平對話和協商的軌道上拉，以緩解雙方的對立和緊張情緒。作為一個經濟高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日益遍及世界的國家，中國最不希望地區和國際形勢緊張和混亂，衹有在和平與發展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和平發展的勢頭才能保持，鄧小平先生所規划的建設中等發達國家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這是理解中國在伊朗問題上所扮演角色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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