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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網3月12日刊載署名文章《伊朗十記》，給讀者展示了一個與西方媒體報道截然不同的伊朗，從今日起本網將連載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
（一）在去伊朗的飛機上
剛才走進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飛機機艙時，同行者S與我幾乎同時驚嘆，“飛機還挺大的嘛。”其實，這架飛機也夠不上A380的級別，是屬于3－4－3座位的正常的國際航班大小。感嘆伊朗的飛機大，主要是因為半個小時前我們在候機時都一致認為，這可能是一架“小飛機”。
頓時，我發覺，對伊朗這樣受爭議的中東、發展中國家的輕視與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國人骨子裏的，以至于我們看到的東西很多時候會超出我們的想象。
行前在家準備行李時，我與家人說：“我挺緊張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們都盼著你平安回來呢！”
“我指的緊張不是那種害怕不安全的緊張，而是行程沒有準備充分的緊張”。我答道。
雖然這幾天我惡補了一些伊朗知識，但是對伊朗陌生感的慌張仍是明顯的。這與我去歐洲、美國和日本那些發達地區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像我這樣的國際新聞人，報道歐美日就像是吃飯一樣，而評論伊朗就像是嗑藥。這個藥只適合于特定情況下才“嗑”，比如戰爭、衝突、恐怖主義事件。但報道美國、日本、歐洲時的新聞卻很寬泛，從娛樂體育到政治經濟，從社會文化到軍事地理，在這些信息偏好下，中國人對美國日本的了解，許多時候甚至強過對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環球時報》過去10年的報道資料，發覺大約90%關于伊朗的新聞都與對美博弈、戰爭、以色列、恐怖主義、危機、威脅等負面關鍵詞有關，關于文化、經濟、社會的少之又少。我相信，這不是特殊的《環球時報》現象，而是出于中國讀者偏好而出現的中國媒體“爭議國家偏執症候群”。這些國家還包括伊拉克、古巴、朝鮮、利比亞、委內瑞拉等。在許多中國人看來，“臟、亂、差”基本上就是爭議國家的主題。而這些國家的爭議又基本上來自于對美衝突，以及歐美媒體對它們的報道。換句話說，我們的國際信息潛意識與美國的邏輯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幾個小時發了一條“要去伊朗採訪”的微博，一小時內就得到了上百條的評論，但幾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這些微友的關心，但這個現象不正說明，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伊朗是一個不安全的動蕩國家嗎？
到機場前的兩小時，我在辦公室。小T送來樣子，我說不用給我了，我準備出發去機場了。她的送別詞提醒了我：“我許多去過的朋友都說，伊朗比想象得好得多”。此前，一些中東問題專家也這麼告訴我。這也喚起了我五年前採訪一位阿拉伯人時的記憶，他向我抱怨，你們中國記者老喜歡用“中東動蕩”這個詞，其實，所謂的動蕩只是非常小的區域和很特殊的時刻，中東絕大多數地方都很安全，很詳和。
這段回憶的喚醒，讓我一下子羞愧與自責起來。我們這些國際新聞人在無意識中當了歐美日等國家的“宣傳部幹事”，我們每天做得工作是大量地轉引歐美日媒體的報道，效倣歐美日的媒體口徑，拷貝他們的思維邏輯與話語表達，久而久之形成了對歐美國家的“顯性崇拜”，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隱性歧視”。比如同樣是民眾上街抗議，在歐美國家我們會稱之為“（違法的）騷亂”，而在發展中國家我們就稱之為“（正義的）革命”；同樣是大規模的犯罪審判和警察槍擊，在歐美國家是“（正常的）法治”，在發展中國家就是“人權侵犯”或“專制統治”。
我不知道這種偏視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幾天前，澳門大學吳枚教授發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題是“符號競爭”。她認為，現在輿論信息本質上是“符號”，在全球輿情的“符號市場”上，每個觀點、報道內容都是產品，我們全盤引進由歐美媒體日常制造的符號，漸漸地，我們不知不覺地就被“洗腦”了。
“符號趨從”導致我們很難確立基本的“自主判斷”，更難奢談自信。一出事，我們的第一反應就從消極、負面、骯臟的方向去思考。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爭議國家，我們在骨子裏就認為那是一個動蕩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壞事，但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可能有優秀的文化、平靜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這幾天我讀扎比胡拉• 薩法寫的《伊朗文化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時，驚訝地發現，古伊朗文化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發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禮拜日”、聖誕日、復活節的確定都可能源于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們對伊朗的意識存在太多空白了。這些天，凡是我與朋友談起要去伊朗，對方都會很羨慕的樣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于認為，伊朗是很難去的國度，但有誰會想過，伊朗在2011年夏季開始就已簽署成為中國的旅遊目的國，是屬于中國人落地簽的國家了呢？有多少人會相信，去伊朗的簽證比去美國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為什麼突然會有這樣的反思，可能是這架讓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飛機給我的靈感。此時，“空少們”送吃的來了，我開始仔細觀察伊朗空少們，和歐美差不多的外貌、制服、專業的英文，還有豐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們了。我暗暗告訴自己，我對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剛剛開始。
英國《金融時報》網3月12日刊載署名文章《伊朗十記》，給讀者展示了一個與西方媒體報道截然不同的伊朗，從今日起本網將連載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
（一）在去伊朗的飛機上
剛才走進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飛機機艙時，同行者S與我幾乎同時驚嘆，“飛機還挺大的嘛。”其實，這架飛機也夠不上A380的級別，是屬于3－4－3座位的正常的國際航班大小。感嘆伊朗的飛機大，主要是因為半個小時前我們在候機時都一致認為，這可能是一架“小飛機”。
頓時，我發覺，對伊朗這樣受爭議的中東、發展中國家的輕視與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國人骨子裏的，以至于我們看到的東西很多時候會超出我們的想象。
行前在家準備行李時，我與家人說：“我挺緊張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們都盼著你平安回來呢！”
“我指的緊張不是那種害怕不安全的緊張，而是行程沒有準備充分的緊張”。我答道。
雖然這幾天我惡補了一些伊朗知識，但是對伊朗陌生感的慌張仍是明顯的。這與我去歐洲、美國和日本那些發達地區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像我這樣的國際新聞人，報道歐美日就像是吃飯一樣，而評論伊朗就像是嗑藥。這個藥只適合于特定情況下才“嗑”，比如戰爭、衝突、恐怖主義事件。但報道美國、日本、歐洲時的新聞卻很寬泛，從娛樂體育到政治經濟，從社會文化到軍事地理，在這些信息偏好下，中國人對美國日本的了解，許多時候甚至強過對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環球時報》過去10年的報道資料，發覺大約90%關于伊朗的新聞都與對美博弈、戰爭、以色列、恐怖主義、危機、威脅等負面關鍵詞有關，關于文化、經濟、社會的少之又少。我相信，這不是特殊的《環球時報》現象，而是出于中國讀者偏好而出現的中國媒體“爭議國家偏執症候群”。這些國家還包括伊拉克、古巴、朝鮮、利比亞、委內瑞拉等。在許多中國人看來，“臟、亂、差”基本上就是爭議國家的主題。而這些國家的爭議又基本上來自于對美衝突，以及歐美媒體對它們的報道。換句話說，我們的國際信息潛意識與美國的邏輯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幾個小時發了一條“要去伊朗採訪”的微博，一小時內就得到了上百條的評論，但幾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這些微友的關心，但這個現象不正說明，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伊朗是一個不安全的動蕩國家嗎？
到機場前的兩小時，我在辦公室。小T送來樣子，我說不用給我了，我準備出發去機場了。她的送別詞提醒了我：“我許多去過的朋友都說，伊朗比想象得好得多”。此前，一些中東問題專家也這麼告訴我。這也喚起了我五年前採訪一位阿拉伯人時的記憶，他向我抱怨，你們中國記者老喜歡用“中東動蕩”這個詞，其實，所謂的動蕩只是非常小的區域和很特殊的時刻，中東絕大多數地方都很安全，很詳和。
這段回憶的喚醒，讓我一下子羞愧與自責起來。我們這些國際新聞人在無意識中當了歐美日等國家的“宣傳部幹事”，我們每天做得工作是大量地轉引歐美日媒體的報道，效倣歐美日的媒體口徑，拷貝他們的思維邏輯與話語表達，久而久之形成了對歐美國家的“顯性崇拜”，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隱性歧視”。比如同樣是民眾上街抗議，在歐美國家我們會稱之為“（違法的）騷亂”，而在發展中國家我們就稱之為“（正義的）革命”；同樣是大規模的犯罪審判和警察槍擊，在歐美國家是“（正常的）法治”，在發展中國家就是“人權侵犯”或“專制統治”。
我不知道這種偏視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幾天前，澳門大學吳枚教授發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題是“符號競爭”。她認為，現在輿論信息本質上是“符號”，在全球輿情的“符號市場”上，每個觀點、報道內容都是產品，我們全盤引進由歐美媒體日常制造的符號，漸漸地，我們不知不覺地就被“洗腦”了。
“符號趨從”導致我們很難確立基本的“自主判斷”，更難奢談自信。一出事，我們的第一反應就從消極、負面、骯臟的方向去思考。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爭議國家，我們在骨子裏就認為那是一個動蕩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壞事，但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可能有優秀的文化、平靜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這幾天我讀扎比胡拉• 薩法寫的《伊朗文化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時，驚訝地發現，古伊朗文化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發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禮拜日”、聖誕日、復活節的確定都可能源于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們對伊朗的意識存在太多空白了。這些天，凡是我與朋友談起要去伊朗，對方都會很羨慕的樣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于認為，伊朗是很難去的國度，但有誰會想過，伊朗在2011年夏季開始就已簽署成為中國的旅遊目的國，是屬于中國人落地簽的國家了呢？有多少人會相信，去伊朗的簽證比去美國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為什麼突然會有這樣的反思，可能是這架讓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飛機給我的靈感。此時，“空少們”送吃的來了，我開始仔細觀察伊朗空少們，和歐美差不多的外貌、制服、專業的英文，還有豐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們了。我暗暗告訴自己，我對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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